春季這里油菜飄香，沁人心脾，夏季這里蒲葦叢生，百鳥鳴囀。秋季這里楊柳依依，石楠火紅。冬季這里河灘空曠，長河寂寥。長堤宛若游龍，橫護家園，壩岸固若金湯，庇佑蒼生。站在巍巍黃河大堤上，面對著滔滔黃河，誰又會想到，這里是萬里黃河第一險的險工，這里是黃河的最后一個大拐彎處，這堅固的險工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這巍峨的長堤已經歷過500余年的滄桑。這，就是黃河上臨背懸差最大的工程——封丘曹崗險工！

前世今生

      “呼風喚雨卷波瀾，一路高歌多少難。自古險工在黃河，河底高懸急轉彎。”
      這首詩，便是對黃河險工形象的描述。那么什么是黃河險工呢？
      《百度百科》解釋說，沿黃河堤防修建險工的堤段，稱險工堤段；臨河有灘地，未修建險工的堤段，稱平工堤段。為提高堤防抗御洪水的能力，在經?？克谭赖牡潭斡杏媱澋匦藿ǖ恼w防沖工程，統稱為險工。險工作為河道整治工程的組成部分，不僅可防止水流沖塌堤防，而且可控導水流，在穩定河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黃河史上最初的防洪工程，可上推至4000年前的原始社會。“逐水草而居”的先民們為防止洪水侵害，用“水來土擋”的辦法修筑一些簡單的堤埂，把居住區及附近的耕地保護起來。共工氏“壅防百川”和“鯀障洪水”的傳說，就是對該方式的形象描述。禹治水時，采用了疏導法，即所謂“高高下下，疏川導滯”。大禹以水為師，能夠根據水流運動的客觀規律，因勢利導，疏浚排洪，比共工氏和鯀的治河方法前進了一步，實現了從單純的消極的防洪到積極治河的轉變。真正意義上的堤防工程，至少在西周時就已出現。“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從該警語所表述的內容上看，當時的堤防應小有規模。到了春秋中期，堤防已較為普遍。
       黃河險工有一個形成、演變、發展和完善的過程。歷史上的黃河險工大多是以薪柴、土料為主體，用樁繩盤結連系做成的整體防沖建筑物，即埽土。
       新中國成立以前，黃河高村以上游蕩性河段僅有險工15處，護灘工程3處。為提高險工的抗溜能力，20世紀50年代初期對險工進行了“石化”。其后修建險工及搶險時已很少采用秸土工，并且對已有的丁壩、垛、護岸進行了改建，將秸土混合結構型式改為由土壩體、護坡、護根3部分組成的結構型式。土壩體由壤土筑成。為保護土壩體免遭水流沖刷破壞，在受溜部位上部建有護坡、下部建有護根。為適應、利用黃河含沙量大的特點，護坡、護根在新修及搶險時一般多用柳石結構。柳料年久腐爛后用石料補充，因此在壩垛穩定之后，柳石工就變成了石工。
       始建于公元1753年（乾隆18年）的曹崗險工，在清朝由于工程常年靠河，堤防的土質結構難以抵擋水流的長期沖擊淘刷頻繁出險，乾隆皇帝為了江山社稷而搶筑埽工順堤壩。該工程作為歷史上的老險工，清代已漸趨成型。大部分工程是1921年修建的散石工程，至解放時，有散石壩36道，散石垛27座，散石護岸35段。后經加高、加固、改建、續建，目前工程總長度為5260米，現有41道壩，27座垛和37段護岸。
       曹崗險工所在河段黃河從這里由東西流向急轉為南北流向，形成“之”字形，滔滔之水直沖堤壩而來，這里又是黃河“銅頭鐵尾豆腐腰”中 “豆腐腰”的所在地，同樣又是黃河上著名的“地上懸河”所在河段，素有 “黃河之險，險在河南，河南之險，險在封丘，封丘之險，險在曹崗”之說。
       據測量，曹崗險工的臨背懸差高達10米以上，也就是河床比堤外地面高出10米，相當于三層樓房的高度，在黃河中行駛的帆船，在堤外最多只能看到游移的桅桿，仿佛飛船一般在空中航行。因此，這里的黃河也形象的被人稱之為“懸河”、“天河”，這樣的河勢一旦決口，水沙俱下，帶來的將是滅頂之災。
       那么，封丘曹崗河段為何會有這么高的河床呢？歷史上的黃河有沒有泥沙淤積呢？

河患之“根”

      古代的黃河，河面寬闊，水量充沛，水流清澈，那時，她的名字并不叫黃河。我國最古老的字書《說文解字》中稱黃河為“河”，最古老的地理書籍《山海經》中稱她為“河水”，《水經注》中稱她是“上河”，《漢書·西域傳》中稱她為“中國河”，《尚書》中稱之為“九河”，《史記》中則叫“大河”。到了西漢，由于河水中的泥沙含量增多，有人稱她為“濁河”或“黃河”，但未被普遍認可，直到唐宋時期，黃河這一名稱才被廣泛使用。 
      據歷史記載，夏、商、周以前，黃河下游還是“地下河”，其含沙量僅有13-17公斤每立方米，那是人口稀少，并無堤防；西漢時期，隨著人口的增加和人類活動的加劇，涇水的支流馬連河已有“泥水”之稱（《漢書·地理志》）。唐代中后期，鄂爾多斯高原上原本肥美的草原，已變為“廣長幾千里，皆流沙”（《全唐文》卷737沈亞之《夏平》）。到宋代，這里更成為“千里不毛”（《宋史·鄭文寶傳》）。由此可見，這里的生態環境在唐代以后就已急劇惡化《河南與和黃河論壇黃河文化專題研究會文集：嬗變的黃河》。
       上游生態環境的惡化，帶來的是黃河含沙量的逐步增加，也自然造成了河道的淤積和變化。北宋歐陽修面對黃河不斷淤積的泥沙，曾言“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歷覽長河——黃河治理及其方略演變》）。但當時的人們對河道淤積和河道演變缺乏正確全面的認識，更缺乏系統的治理，只能利用堤防采取“疏”與“堵”的方法，將堤防作為防御洪水的安全屏障。
       堤防的修建對于保證防洪安全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雖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黃河是一個多泥沙河流，進入下游后河面展寬、比降變緩，大量的泥沙沉積在河道里，河床日益抬高，過洪能力不斷下降。為了保證防洪安全，堤防也要隨之加高，以滿足防洪的需要。這樣淤而復加，加而復淤，下游河道也就逐漸變成了地上懸河。河床越高，堤防越險，一旦決口，洪水居高臨下，勢不可擋，而且河床高懸極難堵復，有時還會發生“改道”，這也就形成了黃河“善淤、善決、善徙”的特點。
      據歷史統計，從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有洪水決溢改道記載以來，到1938年花園口 決口的2540年間，黃河共決口1590多次，較大的改道26次，給黃河兩岸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黃河一旦決口，一般當年很難堵復，要想堵復少則一二年，多則數年甚至十數年。改道后常常會有數十年的泛流期，為害時間更長，范圍也更廣。
       黃河的決溢泛濫曾經讓號稱“四瀆”之一的濟水埋沒于黃沙之下，空留下濟南、濟陽、濟源、濟寧的地名，花柳繁華的古沐水亦難覓蹤跡，“煙波浩蕩八百里”的梁山泊于明清被淤為平地，菏澤地區兩漢遺跡埋在地表以下8—10米處，唐宋遺跡埋在地表以下6—8米處，就連很多明清遺跡也掩埋在2米黃沙之下。七朝古都的開封城曾7次被黃河淹沒，最深處埋深10—12.5米。漢代到宋代的內黃古城，埋藏在9米的黃沙之下。1938年，花園口扒口改道形成后黃泛區，直到現在，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仍未完全消除……
       曹崗險工也因其常年靠河，在1935、1936、1948、1954年發生較大洪水時，均出現過較大險情，經過多次搶護，根石得到不斷的加固強化，其根石深度均在8-20米左右，其中25壩根石最深點達21.2米。
      “誰言為利多于害,我謂長渾未始清。西至昆侖東至海,其間多少不平聲。”這首宋代詩人邵雍悲憤的古詩，正是千百年來黃河災患的真實寫照。 現代治水名人李儀祉分析黃河為患之癥結，他說：“言黃河之病，莫不知其由于善淤、善決、善徙，而徙由于決， 決由于淤，是其病源。”一語道中千年河患之根源。

追“沙”溯源

      追溯黃河河道沙多的主要原因，首先得了解黃河的特點。
      黃河的突出特點是“水少、沙多，水沙關系不協調”。這也使黃河成為世界上最為復雜、最難治理的河流。
      黃河“水少”。黃河自西向東跨越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三個地理臺階，東流入海。其徑流量根據國務院2013年批復的黃河流域綜合規劃成果，1956-2000年黃河流域多年平均河川天然徑流量為534.8億立方米，相當于長江的1/17,僅占全國河川徑流總量的2%，居我國七大江河的第4位。流域內年人均水量473立方米，為全國人均水量的23%；耕地畝均水量220立方米，僅為全國耕地畝均水量的15%。黃河水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氣候變化，黃河流域目前處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區，降雨量少，多年平均值僅為473毫米，流域內人均水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值的1/13;二是黃河流域對水資源的需求增長迅速。據統計，1997—2003年，每年有五分之四的黃河水被沿黃地區用掉。不斷擴大的供水范圍和持續增長的供水要求，使水少沙多的黃河難以承受，承擔的供水任務已超過其承載能力，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銳。三是黃河下游800公里長的地上懸河使其基本無法接納兩側來水，還需要用大量的水資源輸送黃河泥沙，又需向下游兩岸非黃河匯流區提供工農業生產和城市生活用水，補給兩岸地下水的消耗，有時甚至需向遠離黃河的天津、河北、青島、煙臺等地供水，這使得與其它河流相比，黃河水資源的負荷特別的重，這是造成黃河水資源緊缺的又一重要原因。
       黃河“沙多”。 據統計，多年來黃河年平均輸沙量為16億噸，是長江的3倍。河水平均含沙量（三門峽水文站）為35立方米每秒，約是長江（宜昌水文站）的30倍。從世界范圍看，印度和孟加拉國的恒河，多年平均輸沙量為14億噸，與黃河比較接近，但其多年平均徑流量卻高達3710億立方米，平均含沙量僅為3.9千克每立方米，僅相當于黃河的8.4%。世界上13條年輸沙量超過1億噸的大河中，黃河的年輸沙量和平均含沙量均居首位（《治理黃河思維與踐行》）。而“沙多”的主要原因是黃土高原地區嚴重的水土流失。黃河上中游流經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區，水土流失區面積達45.4萬平方公里。區內溝深坡陡，土質疏松，氣候干旱，但暴雨集中。一遇暴雨，大量泥沙通過溝道、支流進入黃河。干流實測最大含沙量達911千克每立方米（1977年）。中游河段多為峽谷，比降大，挾沙能力強，進入下游以后地勢開闊，比降漸緩，挾沙能力逐步降低，這種輸沙能力上大下小的不平衡狀況，使得大量泥沙沉積在河道里，致使河床不斷抬高。因輸沙能力不平衡造成的泥沙淤積和河床抬高，則是黃河區別于其他江河的主要特點，也是黃河難以治理的癥結所在。
       黃河水沙關系不協調。一是水沙異源。其泥沙主要來自中游的河口鎮至三門峽區間，來沙量占全河的89.1%,來水量僅占全河的28%。河口鎮以上來水量占全河的62%,來沙量僅占8.6%。二是年內分配集中，年際變化大。黃河泥沙年內分配極不均勻、汛期7-10月來沙量約占全年來沙量的90%,且主要集中在汛期的幾場暴雨洪水。黃河來沙的年際變化很大，實測最大沙量（1933年陜縣站）為39.1億噸，最小沙量（2008年三門峽站）為1.3億噸，年際變化懸殊，最大年輸沙量為最小年輸沙量的30倍（《黃河四百問》）。
       這種水少沙多，水、沙分布的集中性，給開發利用黃河水資源和下游防洪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千年探索 

       出于對黃河泥沙重要性認識的日益加深，一代代先人在建設堤防治理黃河的同時，在治理泥沙淤積方面也進行了諸多有益嘗試。
       西漢大司馬張戎從解決黃河泥沙問題為切入點，提出了“以水排沙的治河方策。他認為，要解除堤防決口的隱患，必須給黃河泥沙以出路。否則，河愈高，堤也愈高，猶筑填而居水”，決溢災害勢必愈加嚴重。因此，他建議應利用水流沖刷的特性，設法保證下游有充足的水量，最終達到排泄泥沙的目的。張戎這一認識，可謂切中要害，但在當時的工程技術條件下是很難做到的。（《漢書·溝洫志》）。賈讓著名的“治河三策”，上策人工改道，中策分水灌溉，下策加固堤防，指出了修筑堤防的副作用，提出了“寬河治理”  “不與河爭地”的思想和除害興利、綜合治理的思想，構思完善，統籌兼顧，可稱為最早的治河規劃。“賈讓三策”在當時雖未完全實施，有些規劃也不一定完全合理，但在兩千年前能夠提出如此全面的三策，實屬難得。其三策中體現的寬河思想，對現今黃河下游的治理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兩漢之交，黃河改道泛濫數十年，王景率卒數十萬，自榮陽至千乘（今利津）修筑千里大堤，并創造性地實施了“十里立一水門”工程，河濘分流，黃水就范，實現了黃河近千年相對安流的良好局面。后人評析，其策略正確，但亦有新河道趨于穩定的原因。
       北宋時期，黃河治理再一次受到世人關注，并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論爭，而且從皇帝到朝廷重臣，許多人都卷入了治河的爭論。據史料記載，北宋初期的論爭首先發生在李垂的分流建議上。淳化至大中祥符年間（公元990-1016年）,鑒于黃河決溢多發生在擅、博、齊、軍、棣等州（今河南溪陽，山東聊城、濟南、東平、惠民等地）,當時的著作郎李垂曾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建議采用開河分流的方法治理滑州以下的黃河河道，以減輕下游的決溢災患。宋王朝對這一方案十分重視，召集百余人進行討論，但因反對意見占上風而未予采納。公元1048年黃河發生商胡改道后，黃河改道北流，經今河北省在天津附近入海。自此以后因北流多次決口，引發了“北流”和恢復故道“東流”(大致經今河南清豐、南樂，山東聊城、惠民、濱縣等地入海）長達40余年的治河大爭論。三次回河“東流”，均以失敗而告終，并因此而導致多名官員被罷免，可見雙方當時爭論的激烈程度。（《長河驚鴻——黃河的歷史與文化》）
       分析三次回河失敗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為影響。但總的看來，當時北流地勢較低，雖然入海途程較遠，又“橫遏西山之水”，有其不利的一面，如能在北流沿岸加強堤防，象歐陽修所說的那樣，“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宋史·歐陽修傳》）,黃河的災害可能要得到減輕。但宋朝統治者只看到北流弊端，執意要逆水之性，強使回河，失敗亦在所難免。特別是第一、第三次回河，都是要使河水回到已經淤高的故道中，且回河時未對故道全面疏導，所開河道又過于狹窄，致使回河不久就改道北流了。（《黃河水利史述要》） 
       明朝潘季馴認真總結前人經驗教訓，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黃，以河治河”的治理方略，他把堤防工程分為遙堤、縷堤、格堤、月堤四種,按照不同情況在河道兩側修筑，以“遙堤約攔水勢，取其易守也。而遙堤之內復筑格堤，蓋慮決水順遙而下，亦可成河，故欲具遇格即止也?？|堤拘束河流，取其沖刷也。而縷堤之內復筑月堤，蓋恐縷逼河流，難免沖決，故欲其遇月即止也。”在“蓄清刷黃”上，他提出修歸仁堤、柳浦灣堤，防止黃河南侵進入洪澤湖；大筑高家堰提高洪澤湖水位，使淮河水全由清口進入黃河，不使倒灌入湖，最終使河道沖刷、入海通暢，取得了明顯的治理效果。（《歷覽長河——黃河治理極其方略演變》）
       清代靳輔、陳潢對黃河的治理均沿用了潘季馴的治河思想，他們經過5年的勵精圖治，使黃河的防洪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靳輔治河以后的20年間除康熙二十一年在宿遷決口并隨時堵復外，再未發生過決口，出現了清代少見的安流時期。近代以李儀祉、張含英為代表的水利專家，大力倡導引進西方先進技術，提出治河要上中下游結合、治本治標結合、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結合、治水治沙結合、除害興利結合的綜合治河方略，進一步推進了治河技術，豐富了治河理論，積累了治河經驗，但受歷史、社會和科學技術條件限制，古代黃河并未得到有效治理，水患災害依然頻繁。但他們的經驗和治河思想為后人提供了借鑒，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人民之治 

      1946年的花園口決口堵復、黃河回歸故道，開啟了人民治黃的新篇章。黨和國家歷代領導人對黃河防洪治理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關懷。1952年，毛澤東主席第一次離京出巡就親臨黃河視察，提出了“如果河水漲到天上去怎么辦？”的擔憂，發出了“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1955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綜合規劃的決議》，規劃了治理黃河的宏偉藍圖。自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治黃事業進入全面治理、綜合開發的歷史新階段。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瑞環、胡錦濤、溫家寶等領導人都多次親臨黃河視察，并發出一系列重要指示。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臨黃河視察，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發出了“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偉大號召。
       在長達70多年的實踐中，一代代治黃工作者不斷總結、思考和深化對黃河自然規律的認識，堅持不懈地探索新的治黃道路，先后提出了“寬河固堤”“蓄水攔沙”“調水調沙，穩定主槽，政策補償”和“上攔下排、兩岸分滯”控制洪水，攔、排、放、調、挖處理泥沙等治河方略。這里面在泥沙處理上，更是找準了黃河難治的癥結所在。
      其中“攔”主要靠上、中游地區水土保持和干、支流控制性骨干工程攔減泥沙。“排”就是通過各類河防工程建設，將攔不住的泥沙利用現行河道盡可能多地輸送入海。“放”主要是在下游兩岸處理和利用一部分泥沙。“調”是利用干流骨干工程調節水沙過程，使之適應河道的輸沙特性，以減少河道淤積或節省輸沙水量。“挖”就是挖河淤背，加固黃河干堤，逐步形成“相對地下河”，謀求黃河的長治久安。
      70多年中，黨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開展了史無前例的黃河工程建設，使各項治黃工作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黃河為害的局面得到徹底扭轉，成為一條利民之河、安瀾之河。
      徹底扭轉了歷史上頻繁決口泛濫的險惡局面。黃河下游先后進行了四次大復堤，開展了河道整治工程，對河口進行了治理，到2016年共加固堤防1371.1千米，整治險工147處、壩垛5400多道，建設控導護灘工程234處、壩垛5300多道；在上中游相繼修建了龍羊峽、劉家峽、萬家寨、三門峽、小浪底、西霞院和陸渾、故縣等干支流水庫工程；開辟了東平湖、北金堤等分滯洪區，初步形成了“上攔下排，兩岸分滯”的下游防洪工程體系。與此同時，加強和完善防汛隊伍的組織、指揮調度方案、水文測報預報和通信等非工程防洪措施。依靠下游防洪工程體系和非工程防洪措施，實現了伏秋大汛70余年不決口，徹底扭轉了歷史上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險惡局面。據統計，人民治理黃河70多年來共戰勝了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水12次，伏秋大汛無一次決口。特別是戰勝1958年22300立方米每秒、1982年15300立方米每秒等大洪水，防洪減災效益巨大。
      引黃灌溉及供水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建成大中小型水庫及塘、堰、壩等蓄水工程萬余座，總庫容約700多億立方米。引水工程近萬處，提水工程兩萬余處，下游修建引黃涵閘上百個，建成萬畝以上引黃灌區100多處，流域及下游引黃地區灌溉面積由1949年以前的1200萬畝，發展到1億多畝，黃河流域及下游兩岸地區已經成為典型示范灌區和國家重要的糧棉生產基地。黃河以其占全國河川徑流2%的有限水資源，養育了全國12%的人口、潤澤了全國15%的耕地、支撐了全國14%的GDP,承擔著60多座大中城市和眾多能源基地的供水任務。568座大中小型水電站為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清潔能源。截至2016年，累計向河南供水1800多億立方米，為河南生活、生產和生態用水提供了可靠保障。河南黃河兩岸布設引黃工程7處，建成26個大中型灌區，設計灌溉面積2362萬曲，已成為高產穩產、旱澇保收的重要糧食生產基地，為國家糧食核心區戰略的貫徹落實提供了“河南保障”。
      黃河下游淤積抬升的步伐得到有效遏制。強化了泥沙淤積的源頭治理，人工治理與生態修復并駕齊驅。到2016年，黃河流域黃土高原水土保持累計投資560多億元，已初步治理水土流失治理面積22萬平方千米，其中：修建梯田5.5萬平方千米，造林10.8萬平方千米，人工種草2.2萬平方千米，封禁治理3.5萬平方千米。建設淤地壩5.9萬座，其中骨干壩5899座。黃土高原水土保持措施累計保土量190多億噸，實現糧食增產1.6億噸，累計實現經濟效益1.2萬億元；水土保持措施年均減少入黃泥沙4.35億噸，減少了黃河下游河道淤積，改善了流域的生態環境。水力侵蝕面積較1990年減少了三分之一，強烈以上水蝕面積較1990年減少了60%。林草植被覆蓋率普遍增加了10至30個百分點。通過2002年以來實施的調水調沙，下游河道過流能力由1800立方米每秒恢復到5000立方米每秒，刷深了河槽，改變了小水大災的不利局面。
      黃河的生命健康得到有力維護。針對世紀之交的黃河生存危機，自1999年起實施了黃河干流水量統一管理和調度，扭轉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下游頻繁斷流的局面，到2016年，實現了連續17年不斷流，利津年均入海水量151億立方米，其中，非汛期利津年均入海水量73億立方米，保證了下游河道生態系統功能的發揮，使黃河真正起到了連通流域內各種生態系統板塊及海洋的生態廊道作用。按照水利部統一部署，實施了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在強化總量控制的同時，初步建立了水污染防治監督管理體系，積極探索建立流域聯合治污機制，在流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初步控制了水質惡化趨勢，2015～2016調度年以來，干流12個監測斷面接近或全部達到水質目標。黃河三角洲自然保護區濕地明水面積由15%恢復到60%，促進了濕地的順向演替，蘆葦面積多達30余萬畝，鳥類增加至368種，久違的洄游魚類重新出現。
      2020年8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會議指出，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要把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作為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大計，貫徹新發展理念，遵循自然規律和客觀規律，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改善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優化水資源配置，促進全流域高質量發展，改善人民群眾生活，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歷史照亮未來，征程未有窮期。相信不久的將來，封丘曹崗百年險工段黃河年年淤積、河床年年上升的局面必將成為過去，“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害河也必將成為歷史。展現我們面前的將是，一條生機勃勃的大河，一條造福人民的幸福河?。ǚ馇鸷觿站郑?nbsp;張孟偉)